（一）数字能力鸿沟加剧经营分化

数字能力是金融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，但不同银行的数字能力存在显著差异。国有大行一年在数字能力方面的投入可达两百多亿，而中小行投入较低，调研显示最低的仅八百多万，还有一些中小行投入为两三千万。

这种巨大的投入差距，未来会在银行经营中体现出来，使银行业面临诸多问题，加剧了国有大行与中小银行之间的经营分化。

在数字化时代，金融科技的应用对于提升服务效率、拓展服务领域、精准客户营销等至关重要，中小银行因科技投入不足，在数字能力上的滞后将导致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，客户资源可能进一步向大型银行集中。

（二）低利率对息差和盈利能力的影响

低利率并不完全等同于低息差，但利率降到一定程度对息差的影响会很大。

2025年一季度，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约1.43%，处于较低水平。从国际比较看，美国量化宽松期间，银行业保持了一定息差，且当时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高于我国当前水平。

在低利率时期，美国利率低至零左右时，其银行业整体ROE水平比我国前几年高，除疫情期间有一年低于10%外，其余时间美国全部银行业ROE基本都在10%以上。而日本因长期低利率，银行业的ROE比我国低一些，我国银行业ROE现在已降到10%以内。

由此可见，低利率和低息差有高度相关性，低利率环境下，商业银行依靠传统的存贷利差盈利模式面临严峻挑战，尤其是中小银行，比大银行更依赖息差收入，盈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。

（三）低利率呈现趋势性带来的长期压力

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，从自然利率预测与经济增长率分析，中国的利率水平应是趋势性的，未来低利率是趋势而非阶段性或周期性现象。

利率水平主要取决于供需，名义利率与资金供需直接相关，自然利率与未来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。在经济增速放缓、长期通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，利率上升空间受限，这将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、业务拓展等带来长期压力。

商业银行需要适应这种长期低利率环境，调整经营策略，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。

一是央行层面，低利率时期可提供良好货币环境，为财政扩张创造条件，助力经济下行期财政发力。

二是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层面，利率作为价格工具，可利用低利率时期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，使价格机制传导更市场化，调整金融结构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，改善长期扭曲的金融结构，缓解银行业占比过高问题。

三是金融机构层面，金融机构可调整资产负债结构、服务方式与手段。但需关注中国金融业结构差异，尤其是银行业差异。低利率时期，美国大小银行盈利水平差异很大，我国未来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，包括收益水平、不良率、市场竞争力差异等。

特别是，中小银行比大银行更依赖息差收入，伴随着近年来我国国有大行市场份额回升、科技竞争力增强，对中小银行压力增大。此外，对比巴西、阿根廷、印度、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近二十年银行业数据，其银行业数量减少，中小行缩减，大行市场份额上升。

我国银行业数量持续增长，未来部分中小银行将面临淘汰与市场重组，在此过程中需关注金融稳定，利用低利率时期进行市场重组，防范风险，优化金融体系。

低利率环境为调整金融结构提供了契机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，改善长期扭曲的金融结构。商业银行可以加强与资本市场的合作，发展投资银行、财富管理等业务，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综合金融服务，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，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。

（一）大型银行：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

大型银行具有资金实力雄厚、科技投入高、品牌影响力大等优势，可通过提供多元化服务保持盈利能力。

在传统存贷业务的基础上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，如财富管理、投资银行、金融市场交易、跨境金融等业务。

利用金融科技手段，整合客户资源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、个性化的金融解决方案。例如，针对企业客户，提供包括融资、财务管理、并购重组、上市辅导等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；针对个人客户，提供涵盖储蓄、投资、保险、养老等的一站式财富管理服务。

同时，大型银行应发挥技术优势，加强数字化转型，提升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，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。

（二）中小银行：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

中小银行面临着数字能力投入不足、市场份额被压缩的挑战，需加强自身的数字化能力以应对挑战。

首先，加大科技投入，提升金融科技应用水平，建立数字化的业务平台和风控体系，提高业务处理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。

其次，聚焦本地化服务，利用地缘优势，深入了解本地客户需求，开发特色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，如针对小微企业的定制化融资方案、针对社区居民的便捷金融服务等。

通过数字化手段，实现精准营销和精细化管理，提升客户粘性和市场竞争力。此外，中小银行还可以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，借助外部力量提升数字化能力，降低研发成本。